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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拿大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博登政府上台之初的内政外交政策
1911年9月25日，罗伯特·莱尔德·博登作为取得竞选胜利的保守党领袖登上加拿大联邦总理的宝座。这位来自新斯科舍省的苏格兰移民后裔，早年曾执教于新斯科舍的一所中等学校，1878年进入律师界，1896年入选国会。1911年担任保守党领袖之后力图推行一些改革政策以恢复党的活力，但收效甚微。在1911年大选中，他联合各派力量，成功地组织起反洛里埃阵线，从而结束了自由党长达15年的统治。
然而，新政府上台以后面临的却是众口难调的困难处境。在大选中支持博登的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是截然不同的两支政治力量。前者深恐在大不列颠承担义务，对洛里埃的海军服役法深恶痛绝；后者则忧心于来自美国的控制，为具有此种倾向的互惠贸易协定而惶惶不安。一些曾使洛里埃一败涂地的敏感问题现在却转过来考验着保守党政权。
博登缺少洛里埃的机敏、老练，但却具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同洛里埃一样，博登要走的也是一条妥协、中庸路线。这一点从博登新政府的构成上即可见一斑。
来自多伦多金融集团的托马斯·怀特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怀特是与洛里埃分道扬镳的多伦多自由党中“十八个反叛者”之一，与麦肯齐——曼财团关系密切。具有类似背景的阿瑟·米恩担任了副司法部长。
保守党在内阁中的代表除博登外还有4人。来自马尼托巴省的罗伯特·罗杰斯任内政部长；乔治·E·福斯特任贸易与商务部部长；萨姆·休斯任民兵部长；J·D·里德博士任关税部长。
博登也谨慎地邀请了魁北克的代表参加内阁。亨利·布拉萨个人对之不屑一顾，但却表示，如果博登赞同将海军问题诉诸公决，放宽移民政策，安抚西部少数民族，他可以推荐F·D·蒙和其他魁北克人加入内阁。这些条件对博登来说不成问题。这样，新政府中又增加几位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包括公共工程部部长蒙，国内税务部部长布鲁诺·南蒂尔，司法部长C·J·多尔梯和不管部部长乔治·珀利。
保守党在议会众议院占有多数席位，但参议院中却聚集着一批自由党当政时期任命的终身参议员，预示着博登在推行新政策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
在内政方面，博登基本上是循着洛里埃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国家政策自然是政府施政的基石。博登既没有许诺也不曾打算有什么重大建树。互惠贸易协定的失败解决了工商业者担心的关税问题；入境移民的持续增加保障了西部拓殖事业的顺利进行；铁路发展计划仍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与实施。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规律的作用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加拿大的经济状况并不象原来设想的那样美满。洛里埃时代的繁荣到1913年就显出凋谢的迹象。小麦价格的降低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国外投资的削减引起经济建设速度的放慢；西部拓殖事业已接近尾声，加拿大结构中的灵活因素正在消失。然而，博登政府对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一筹莫展。新政府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热情使加拿大自然而然地卷入国际纷争的漩涡之中。
博登政府上台之际，国际局势正日趋紧张。在欧洲，德国的迅速崛起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构成严重威胁。德国无论在军舰生产能力和海军发展速度上都超过了英国。促使英国政府下决心诉诸一战。
一旦英国卷入一场世界战争，作为英帝国重要成员的加拿大势难洁身自好。博登希望加拿大能在帝国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仅是共赴战争，而且在共同的外交政策上拥有发言权。(1)在1910年关于海军法案的辩论中，博登就提出：“我坚决主张，以英国两党和帝国各自治政府为成员的防务委员会，应对帝国防务在组织上予以控制。……如果我们参予帝国的持久防务，我们必须对这些事有一定的控制权与发言权。”(2)为此应当促成中央集权的英帝国转变为未来合作的英联邦。要实现这一目标，博登面临着双重难题：既要说服英国当局让加拿大分享权利，又要使加拿大人明白承担帝国义务的必要性。
1912年夏，博登乘船赴英。通过与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和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会谈，博登意识到，加拿大必须有所行动，以准备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回国后，博登于1912年10月14日，向议会提出海军援助法案，建议议会提供3500万加元的紧急拨款以便在英国建造和装备3艘战列舰。
博登的提案在内阁和议会中都遇到相当大的阻力。F·D·蒙明确反对在帝国防务中采取联合行动的主张并提出辞职。蒙的态度代表了布拉萨等法裔加拿大人的立场。布拉萨坚决主张取消博登海军方案。他巧妙地援引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912年1月29日所作的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干涉帝国冒险事业的声明，来反对加拿大卷入英帝国事务。他总结说：“如果我们的政治家无视英国人民而把时间浪费在取代英国国务活动家，拯救英国舰队和母国的努力中，他们会突然从帝国主义的美梦中觉醒，去面对因忽视保卫加拿大经济安全和国家统一而引起的加拿大的严重问题。”(3)
除了来自魁北克的强大阻力外，博登的计划也受到在野的自由党的掣肘。洛里埃在魁北克强调指出，如果英国真的面临危险，他与其他法裔加拿大人会以各种方式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反对为任何“虚张的危机”贡献什么。(4)
1912年12月，博登的海军方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却被自由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以未经加拿大人民批准为由否决了。两党在帝国防御问题上形成互相掣肘之势。到1914年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为止，博登的宏伟蓝图并无半点进展。他既没能说服加拿大人民承担起帝国义务，也没有为加拿大争得在帝国外交中的发言权。
二、卷入战争
尽管在战争爆发之初加拿大仍存在着是否卷入战争的意见分歧，但随着协约国与德奥联军交战的不断升级，加拿大的参战热情也出乎意料地高涨起来，全国上下在参战问题上表现出空前的一致。
1914年8月召开的国会特别会议一致批准加拿大参加战争。政治领袖们，无论是联邦的还是各省的，自由党的还是保守党的，英裔的还是法裔的，都不折不扣地接受了这场战争。8月1日，博登即明确表示加拿大将“尽到一切努力和不惜任何代价以确保帝国的完整和保持帝国的荣誉。”(5)翌日他又提出派遣一支海外远征军的建议。洛里埃也以激励的口吻宣称：“一有号召，我们就立即响应。我们要用古代不列颠人响应号召竭尽天职时用的话来回答：‘准备好了，是的，我们准备好了’！”(6)甚至魁北克“民族主义”领袖亨利·布拉萨也宣布，“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于其相宜的方式，为胜利，尤其为法国与英国联合承担的努力做出贡献，是加拿大的民族责任”。(7)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加拿大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战争准备，但所采取的措施也只停留在初级水平上。1897年以来，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加拿大的国防开支翻了6番。从1909年开始，包括魁北克在内的大多数省份都在学校里开设了军训课。对一些重要的港口、运河、桥梁都采取了保卫措施。1913年应征的民兵达到6万人。但是，面临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总体战，加拿大所作的准备是远远不够的。发展加拿大海军的尝试连连受挫。在战争爆发之初，加拿大只拥有一轻一重两艘巡洋舰。一旦欧洲战火燃及大西洋彼岸，加拿大本身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加拿大政府既没有发展海军的详细计划，也没有向皇家海军捐献舰只的打算。
然而，加拿大人临战时期的精神状态弥补了物质准备上的不足。爱国热忱注入志愿工作，使加拿大步兵第一师的动员一蹴而就。10月3日，这支部队从加斯佩港出发，在战争爆发后仅两个月时间就到达了英国。1915年2月，加拿大第一师开赴法国前线，两个月后参加了抵御德国向依普尔突出地带发动的进攻。在这次战役中，德军第一次使用了毒气。当位于左翼的法国非洲部队溃败以后，加拿大军队勇猛地堵住了缺口，并在通往海峡港口的要道上顽强地阻击着德国军队的进攻。1915年9月，加拿大第二师抵达法国，整个加拿大军队组成独立的加拿大军团。这年冬天加拿大第三师的到来，使加拿大军团的力量又得以加强。1916年春，英国人朱利安·宾爵士被任命为加拿大军团司令。1916年8月，加拿大第四师又开赴欧洲战场。
根据1917年1月18日博登在议会中报告的加拿大人力调动情况，有392647人编入加拿大远征军。此外，国内还有9052名经过武装的机动民兵和2470名长设部队。再加上在加拿大海军服役的3310人，总兵力达到407479人。另有1600人在英国海军服役；1200人服务于帝国机械运输系统；3000人在英国从事军火工作。为战争而调动的总人力达到413279人。(8)
1916年春天，德国把主要兵力集中于西线，向协约国部队发起猛攻。战争双方会战于法国战场。加拿大军团在圣埃卢瓦和蒙特索雷尔等几次战役中表现不俗，使之作为协约国的突击部队而声誉鹊起。劳合·乔治在其《战争回忆录》中写道：“加拿大人1916年在索姆河战役中发挥的作用是如此突出，因而以风暴部队卓而不群；在其后的数次大战中他们也发挥了先锋作用。每当德国人发现加拿大军团进入战线，他们就作出最坏的打算。”(9)
旷日持久的战争进入1918年，这时，加拿大军团已由加拿大人阿瑟·柯里爵士接替宾担任司令，成为一支名符其实的加拿大军队。在肃清法国境内德国占领军的长达百日的连续作战中，这支部队屡建功勋。在8月8日亚缅战役中，加拿大军队以澳大利亚军队为左翼，法国军队为右翼，形成一次尖刀突破，从而造成了“德军黑暗的一天”，也标志着战争进入尾声。
除了在陆军中以独立的加拿大军团参加战争外，还有许多加拿大人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战争结束时，几乎四分之一的皇家飞行员是加拿大人。英国在加拿大设立的飞行学校为皇家空军培养了许多杰出飞行员。与陆军的显赫功绩相比，加拿大空军人员的战绩也许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决非不值一提。W·A·毕晓普和雷蒙德·科利绍两位上校在皇家海军的王牌飞行员中分别名列第三位和第五位。
加拿大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突出表现，为博登政府争得加拿大在国际政治中的平等地位创造了条件。然而，荣誉的背后却是加拿大人民为这场意义不甚明了的战争作出的重大牺牲。战争期间在国外服役的40万军人，伤亡了三分之二，其中有60661人死于非命。(10)战争开支对于只有800万人口的加拿大也是一个不小的财政负担。从1914年到1920年，加拿大税收增加了11.21亿加元，而单是战争开支就达16.7亿加元，位列联邦正常开支和非正常开支之首。铁路开支加上战争借款，使联邦债务由1913年的5.2亿元增加到1921年的35.2亿元。如果将省和市的债务包括在内的话，上述两个年份的债务变化就是从12.98亿元增加到48.82亿元，人均负担则是从170元增加到556元。(11)
不仅如此，战争打破了加拿大人民正常的社会生活，激化了民族矛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败坏了联邦体制和民主政治。无论是加拿大人民，还是加拿大政府都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战时措施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征兵制。
三、兵役法案与联合政府
靠爱国热忱支持的志愿兵役制度，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地进行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1916年6月，登记入伍的人数仅为4月份的一半，而到12月又降为6月份的一半。1916年准备增加的25万名兵员，前6个月完成12万人，而后6个月只完成4万人。与此同时，加拿大军团的力量却在不断削弱。1916年4月在圣埃卢瓦之战中损失2759人，6月在圣科托利森林战役中损失8490人。(12)
1917年初的形势对协约国来说仍很严峻。俄国的溃败，法军中的兵变，德国潜水艇对英国的封锁，使站在协约国一边的人们为之沮丧。4月6日美国对德、奥宣战给处于困境的协约国军队带来希望，但其武装力量的动员尚需假以时日。战争正未有穷期。
在视察了加拿大军营后，博登深感增兵问题必须迅速解决。虽然他曾阻止了休提出的扩充加拿大军团的建议，但却认为，加拿大的荣誉要求保持军团的力量。
1917年春，博登从伦敦返回加拿大。5月18日，博登宣布男子将被有选择地征召参加在国外的服役。对于人口稀少、联邦历史较短、社会问题比较复杂的加拿大来说，征兵制无疑会触发一些隐存的症结，从而使之成为各种矛盾汇聚的焦点。
实行征兵制的最大阻力还是来自法裔加拿大人。法裔加拿大人对征兵制的反对态度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其一，法裔加拿大人长期形成对外界事物漠不关心的生活习惯。既往的历史说明，除非其生存环境和生活准则受到严重威胁，乐天安命的法裔加拿大人很少为那些关于国家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堂皇词句所动。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加拿大人同仇敌忾的激情中，法裔加拿大人对参战的支持也是有所保留的，那就是以志愿兵役为原则。此外，法裔加拿大人一般结婚较早，并多从事农业生产，不象一些在工厂工作的英裔单身男子那样没有后顾之忧。其二，战争期间出现的一些种族问题打击了法裔加拿大人的参战热情。马尼托巴和安大略两省对法语教学的限制激怒了全国的法裔加拿大人。曾一度是参战鼓吹者的亨利·布拉萨早就对这场是非难辨的欧洲纷争失去兴趣，针对马、安两省的语言歧视问题，他愤怒地指出，法裔加拿大人的真正敌人不是德国人，而是“加拿大英语化主义者，安大略的阴谋家或爱尔兰牧师”。(13)其三，战争初期，加拿大军事当局没有建立几支象样的法语营队，也忽略了法裔加拿大军官的升迁，此外还错误地任命了一个讲英语的新教牧师在蒙特利尔地区作招募新兵的指导工作。凡此种种，大大损害了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感情，给他们本来就不怎么强烈的战争热情又泼一瓢冷水。其四，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对于这场战争性质的理解以及加拿大在其中的作用存在着根本分歧。事实上，尽管加拿大以积极的姿态参加了这场战争，但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加拿大人民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一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许多英裔加拿大人盲目地服膺于英国当局的宣传，认为这是一次“争取人类和平与幸福的道义斗争”，加拿大应该站在母国“正义”的立场上充当主力军。博登政府则把它看作一次为加拿大争取国际地位的好机会。而法裔加拿大人既没有强烈的国家观念，也没有与母国的密切联系，它们对魁北克的忠诚远甚于对加拿大自治领。他们关心的是保卫自己的文化传统，使之不受外界的破坏与干扰，对所谓世界和平集体安全无动于衷。因此，他们也不理解加拿大要在世界事务中充当主角的努力。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向其提供了足够的反战思想。
布拉萨指出，绝大部分法裔加拿大人都认为在参战方面已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但只要仍实行自愿兵役制，他们会继续保持沉默。如果博登打破了他自己及其魁北克同事所许下的诺言，那么法裔加拿大人的反应会是由吃惊，到愤怒，到最终决心通过一切合法手段来反对征兵制，他警告说：“两百万法裔加拿大人会群起反对征兵制。任何属于强迫服役的事，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公正，都将激怒法裔加拿大人，甚至全体加拿大人，因为他们首先是加拿大人，而非其他。”(14)诚如布拉萨所说，实行征兵制的消息一传出，法裔加拿大反应尤为强烈。1917年5月，魁北克省大小集会不断。5月21日，数千人聚集在魁北克市政厅，抗议博登政府的背信弃义。博登政府遇到了上台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在野的自由党领袖洛里埃，深知征兵制问题关系重大，没有马上附和博登的倡议，表示要与其自由党同事们商量以后再作决定。作为老牌政治家，洛里埃首先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他既不想触怒反对征兵制的自由党人，又不想脱离支持征兵制的自由党人。因此，他总是避免正面表态，试图把这个棘手的问题留给博登自己去解决。
博登也意识到，要解决一些关系重大的战争问题，尤其是兵员问题，仅靠保守党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奏效的。只有建立一个由保守党、自由党及其他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才能推动国家机器在非常时期有效地运转。
1917年5月25日，博登邀请洛里埃参加由两党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除总理外，两党在内阁中人数相同。洛里埃对征兵制等问题仍然心存顾虑，担心自己充当博登政治上的挡箭牌，拒绝参加联合政府，而提出举行一次大选来重新组织政府。6月11日，博登提出兵役法案，并先交洛里埃审阅。尽管博登努力强调其实施的必要性，并指出这一举措绝非迎合英国的要求，义务兵役的原则早已体现于加拿大宪法之中，但洛里埃仍然坚持该法案须交人民公决后方能实施。
关于兵役法案的辩论持续了3个星期。安大略、东部沿海与西部诸省的自由党人对该法案的支持率不断上升，许多自由党领导人开始摆脱洛里埃的控制，站到博登政府一边。司法部副部长阿瑟·米恩措词激烈地告诉洛里埃，他之所以相信加拿大没有处于被侵略的危险之中，可以稳坐钓鱼台，是因为他知道协约国可以守住在法国的防线。洛里埃同时还被指责应对魁北克的反英偏见和分离主义负责。(15)大多数英裔加拿大人支持兵役法案。他们认为，义务兵役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魁北克在志愿兵役制下不能完成其义务。
在另一边，也有一个法裔加拿大人的坚强集团支持洛里埃的立场，但由于其影响仅限于魁北克省，所以作用不大。1917年7月6日，洛里埃要求公决的动议在众议院被多数否决，而兵役法案却得到有效支持。阿瑟·米恩在博登健康状况不佳时在保守党内发挥了领导作用。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争吵，体现有条件征兵制的兵役法案终于在1917年7月24日在议会通过。
10月6日，议会解散，按照洛里埃的提议举行大选。在米恩建议下，博登政府在9月6日实施了战时选举法。给与在海外服役士兵的成年女性家属以选举权；剥夺全部德、奥裔公民的选举权，这样就严重削弱了不满于征兵制的反对力量。选举的结果，博登以153席对82席的优势击败了洛里埃。士兵为博登政府增加了14个席位和20万张选票。10月12日开始了以博登为总理的联合政府执政时期。
联合政府上台以后，迅速实施了一系列计划。1918年初制订了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一年内进口、出售和分配酒类的规则。5月24日开始赋予加拿大妇女以选举权。1917年12月，博登终于达到了他早在1904年就开始争取的目标，将已破产的加拿大北方铁路收归国有。
1918年春，协约国在战场上蒙受了一系列灾难，损失惨重。为弥补战争减员，加拿大政府决定撤消兵役法案的一切例外。此外，联邦政府还开始征收财产税、商业利润税和战争所得税。联邦政府授权警察部队以煽动叛乱等罪名压制激进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并将“敌对”语言出版物列为非法。工人罢工也遭禁止。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战争也摧残了加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
四、争取国家地位的努力
如果说加拿大虽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却未卷入欧洲国家之间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斗的话，那么博登政府在卷入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有一个始终不渝的目标，那就是为加拿大争取更多的自主权。
争取国家自主权的第一步是调整帝国内部大不列颠与各自治领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一变动早在洛里埃时代就开始了。加拿大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突出表现和加拿大作为英帝国成员在这场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促成了帝国内部关系的根本转化。首先，它坚定了加拿大对于自身享有独立团体地位的信心，提高了消除政治屈从痕迹的勇气；其次，它在帝国内部改变了英政府对加拿大自治领的态度，即大不列颠再不能包揽一切，将加拿大作为一件附属品随意驱使；再次，它提高了加拿大在世界上的声望，人们开始对这块昔日默默无闻的自治领刮目相看，这为帝国内部关系的变化创造了适宜的外部环境。总而言之，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关系中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东西现在变得明朗具体了。在战争结束时，加拿大发现它已自立于自由与自治的国家之林。当然，为完成这一转变，无论是博登政府，还是加拿大人民都作出了巨大努力。
当加拿大首批部队被派往欧洲战场时，博登就坚持要求加拿大军队实行特别建制。英国当局最初曾试图将加拿大军队分别编入英国军队作为替补力量，遭到加方坚决而成功的抵制，结果则是加拿大军团的建立。当1917年柯里取代宾担任军团司令后，这支队伍成为真正的加拿大军队。
尽管加拿大军团在建制和构成上都代表着加拿大独立的武装力量，但其指挥调动权却掌握在英国最高军事当局手中。博登发现他既不能参与总的军事布署，也不能决定甚至无从得知加拿大军队将被派往何处。他为此抱怨道：“难以料想，我们将40万或50万人投入战场，却情愿接受既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又没得到更大重视的地位，就象玩具的自动开关。”(16)
1916年底，劳合·乔治出任英国首相后开始以新的姿态协调英国当局与各自治领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帝国局面为之焕然。除了个人因素外，协约国所面临的困境也有利于博登目标的实现。德国潜艇的有效封锁使英、法本士的战略物资濒于枯竭，而美国当时仍守中立。这样，新的物资供应只能向英国的各个自治领谋求。加拿大等自治领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调整帝国内部关系势在必行。
帝国战时内阁的成立是这一转变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帝国战时内阁中，自治领总理或其代表获权同英国战时内阁坐在一起讨论重大军事决策。尽管其重心仍然是后者，并且只对英国议会负责，但自治领代表毕竟进入了领导核心，并且可以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施加影响。
当开始酝酿和平方案时，帝国战时内阁对各自治领的重要性更突出地表现出来。1918年博登赴伦敦，很快发现英国正在与法国、意大利举行预备性磋商，在唯一的英国代表团中，仅由他一人充当英国所有自治领的代表。这意味着加拿大不能作为独立一方参与和平条约的制订。博登为此提出抗议，他坚持认为，加拿大人民，凭借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努力，有充分的理由来享有缔造和平的权利。当一些欧洲小国提出了类似抗议时，博登的要求更增加了份量：如果象比利时这样的小国能够被列入的话，那么为取得战争胜利作出突出贡献的加拿大就更应该获得一席之地。最终，加拿大同其他自治领均获得单独在和约上签字的权利。这就是说，只有经由各自治领同意，英帝国才能批准和约。博登此举对帝国内部关系的重新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在巴黎和会期间，加拿大代表对与自身并无多大关系的细节问题很少关心，而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条款上。他们反对将种族平等的条款列入劳工宪章和联盟条约，因为这将削弱加拿大限制东方移民的权利。当然，加拿大代表最为关注的还是即将产生的新的国际组织——国联和国际劳工组织。
在讨论国联盟约时，加拿大代表对第五章中反对侵略的普遍保证感到不安。对加拿大代表来说，这一许诺意味着自治领将会难以自拔地卷入那些与己无关的欧洲纷争之中，为维护那些既不明智也不公平的边界提供军事援助。因此，博登要求此条即使不能删除，也应作出修改。尽管有许多美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与加拿大人持相同立场，但伍德罗·威尔逊却认为第五章是盟约的核心，为此他不顾与会助手们和国内反对派的异议，坚决反对删除或修改此章。
事实上，加拿大代表之所以提出反对意见，与其说是在为加拿大不必要的卷入担忧，不如说是借以表明加拿大对国际事务拥有发言权。因为联盟条约本身就是一纸含糊不清没有约束力的空文，没有哪一个国家真正为其名义上承担的义务而惴惴不安。博登的主要目标还是加拿大在国联中的完全的成员国资格，通过这次国际会议使加拿大取得独立国家地位才是他的初衷。他所期望的不仅是加拿大被接受为国联成员，而且要争取到同其他小国同等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令博登感到棘手的是对加拿大的阻力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美国。对于这个强大的邻邦，博登一直怀着友好甚至讨好的感情。当他在和会前夕发现英国领导人出于势力平衡的考虑要抑制美国的战后影响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是他准备从和会带回加拿大的最好财富。他曾公开声明：“如果英帝国的未来政策意味着同欧洲诸国合作来反对美国的话，那种政策将难以指望加拿大的苟同与支持。”(17)然而，加拿大的亲美立场换来的却是美国的以怨报德。和会期间，包括爱德华·豪斯上校在内的美国代表团成员，都反对加拿大享有代表权。他们认为无法说服美国公众将自治领与英国区分开来。美国代表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美国国会后来拒绝加入国联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容忍英国自治领的成员国资格，因为那将意味着英帝国在国联中占居6个席位。同时，美国也不愿与一个享有主权的加拿大打交道。美国人不能接受北美大陆上两雄并存的局面。
博登为本国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痛心疾首，他抱怨道：“在战场上她(加拿大，引者注)居于第一线，但在理事会上却连末席都坐不上。”(18)他直接了当地告诉劳合·乔治，加拿大人民决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即作为世界工业大国的加拿大，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地位却不如利比利亚、古巴、巴拿马和海地等小国。在博登的据理力争下，操纵会议的各大国代表终于作出让步，加拿大总算如愿以偿地获得国联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正式成员国资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促进了英帝国内部团结，另一方面开阔了加拿大的民族主义视野。要使二者取得协调，就需重新规定帝国内部关系。战后阶段加拿大同英国的关系正是循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即由依赖转为参与，将帝国变为联邦。加拿大自身也由一个殖民地性质的自治领逐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五、战争对加拿大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经济得益于特殊的国际环境而获得迅速发展。战时欧洲国家粮食需求增多，使加拿大小麦出口量大幅度增加。但统观整个经济形势，尽管传统农业在经济中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已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太平河谷被看作是加拿大农业的北部边疆，这就意味着加拿大的农业拓殖已走到了尽头。相比之下，制造业与原料加工则具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潜力。投入工业的资本从1911年的1.27亿元增加到1916年的20亿元，进而在1921年突破30亿元；同期制造业生产净值则从5.64亿元增加到13.66亿元。(19)
纸浆与新闻纸的生产成为主要工业部门。同时，为满足战争的需要，兴建的许多新的工业部门、新型制造业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原来依赖于欧洲进口的商品由于欧洲战火而被迫转为自产，客观上刺激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纺织、化工以及钢铁加工成为新的财源。
工业的发展和工厂数量的增多，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到1921年，加拿大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与农业人口相等的数量。在两大工业省份安大略和魁北克，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加拿大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国。
国家由战争时期过渡到和平时期，许多方面急待调整。退伍军人需要安置，军工生产要转向民用，联邦政府的职能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战后加拿大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如何安置50万退伍军人。由于过渡时期经济形势不稳，1920年还出现过短期的经济衰退，增加了就业困难。为避免失业率上升，联邦政府出资帮助战时从事军工生产的企业转向民用。自治领各省也联合起来为退伍军人提供就业服务，为间歇性失业提供救济金，为职业训练与大学教育发放贷款。以土地奖赏勇士的做法在自由土地行将消失的最后阶段又被运用，任何铁路两边15英里以内的土地都为退伍军人保留着，此外他们还可以得到部分宅基地作为馈赠。政府建立了一个士兵安置委员会，该委员会受权购买农田和为牲畜、设备、建筑发放贷款。这一计划取得了有限的成功。1921年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说有4.3万名复员军人得到了安置。
自治领政府在战争期间获得了广泛的权利。但随着战争的结束与和平时期的来临，联邦政府失去了在许多领域的控制权。为控制通货膨胀，联邦政府通过一项《合并与公平价格法》，由商业委员会负责执行，但却被枢密院以越权为由宣布为违宪。战时成立的小麦委员会也在1919年被解散。
战争沉重打击了加拿大铁路事业。来自国外投资的终止，劳动力的极度缺乏，都加剧了因估算失误和经营偏差造成的困难。到1916年加拿大北方铁路和大干线太平洋铁路都濒临破产，大干线铁路也陷于困境。
1916年加拿大政府成立了一个3人委员会，对所有私营铁路进行调查。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描述了一幅暗淡的景象。在所有私营铁路中，只有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确有偿付能力。其他铁路已经到了得不到援助就无法经营的地步。该委员会由于意见分歧提出两种不同的建议。其中一位委员认为应合并加拿大北方铁路与温尼伯以西的大干线太平洋铁路、由政府为其提供援助；而把温尼伯与北部湾之间的铁路租借给私人建设经营。另两位成员则举出以前政府资助私人铁路的失败纪录以反对这种做法，提出由政府接管除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外所有私营铁路的建议。博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鼠忌器，让私营铁路破产会影响加拿大在国外的信用，因为这些私营铁路的许多股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而加拿大北方铁路破产则会严重损害卷入其中的商业银行，而后者对于加拿大经济稳定关系重大。最后，政府决定接受委员会多数派建议，将加拿大北方铁路的股票值交付仲裁，以各方均感满意的价值将该铁路移交政府。至于大干线太平洋铁路，则以破产的形式于1919年移交给管理人。大干线铁路在1919年秋也被接管。政府同意继续为所担保的股票支付4％的利息，将所有债券交付仲裁。由于铁路股票多为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所持有，铁路问题的处理不可避免地遇到外来的巨大压力。铁路所有权虽然变动了，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1923年又出现新的统一局面。大干线铁路，大干线太平洋铁路和加拿大北方铁路同国有横贯大陆铁路和殖民地间铁路合并，组成加拿大国有铁路。这是一个政府所有的，由众多公共企业参与的横贯大陆铁路系统，总长度约2.2万英里。
铁路是加拿大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但因修筑和经营铁路所产生的众多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加拿大各级政府。铁路的影响波及到加拿大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甚至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并且一直持续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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