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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从特鲁多时代到马尔罗尼当政
一、特鲁多时代的加拿大经济形势
皮埃尔·艾利奥特·特鲁多作为一颗新星登上加拿大政治舞台之后，迎来的却是这个国家的多事之秋。
特鲁多长期以来得到魁北克年轻的自由党知识分子的有力支持。他曾撰文尖锐批评过魁北克人的狭隘、保守，固步自封，杜普莱西政府的腐败、独裁，主张在魁北克实行民主改革。他是“温和革命”的支持者，拥护建立有效的联邦权威。在担任司法部长期间，他一直致力于扩大加拿大的个人自由，曾提出过一项放宽离婚法和使堕胎、同性恋合法化的法案，更改了有关的刑律。与魁北克总理约翰逊的对抗更奠定了他在法裔加拿大人中充当联邦主义代言人的地位。他的朝气蓬勃与坚强果断使加拿大的政治气氛为之焕然一新。然而，历史的重任往往被赋予有才能的政治家，满腹宏论的特鲁多上台以后遇到了加拿大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正是加拿大社会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的时代。
从1968年4月20日就任加拿大总理开始，特鲁多占居这个职位长达13年之久，历经4次大选，成为加拿大执政最长的联邦总理之一。他毫无疑问是整个70年代加拿大政治的统治者。因此，通常把加拿大历史上特鲁多执政的年代称为“特鲁多时代”。
特鲁多所面临的挑战首先来自经济方面。百年诞辰之后，加拿大人对经济问题的担忧超过了30年代以来历史上的任何时期，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加剧了加拿大地区间、联邦与各省间以及各阶级间长期积压的矛盾。
进入70年代后，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进而造成了经济形势的长期不稳。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建立的一系列世界经济秩序保证了战后四分之一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平稳迅速的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值固定在每盎斯黄金35美元。这一安排奠定了其他国际经济合作形式的基础。这类经济合作形式包括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银行和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通过这类合作，消除或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障碍，从而促进了这些合作体系参与国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然而，由于60年代后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增加了其国内的财政负担，进而导致危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货膨胀。贸易赤字和美国人在国外抢购财产造成大量美元外流，以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在1971年关闭布雷顿森林体系。此后世界实行“浮动”汇率，黄金价格猛增。
除此之外，世界范围内的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的上涨也是导致世界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70年代许多国家农作物歉收，致使粮价迅速上升。1973年底，阿拉伯产油国将石油价格提高4倍，油价的上涨使得严重依赖进口石油的西方工业机器脱离了高速发展的轨道。1973年至1974年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了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
经济危机暴露出加拿大经济对外依附性所带来的危害。摆脱外来控制的努力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成千上万的加拿大人靠捧外国公司的饭碗谋生，大部分加拿大商业领袖都强烈保护外来投资，认为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产品市场。经济学家也可毫不费力地证明加拿大的繁荣，靠的是“固定”的外来资本。(1)
在加拿大，采用何种经济理论医治加拿大经济的争议贯穿了整个70年代。这种争议主要存在于新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学派之间。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石油价格上涨是导致消费增加和通货膨胀的根源；而货币学派则认为，通货膨胀从其根本上说，总是一种货币现象，石油价格的上涨可以通过降低石油之外的商品价格予以调节。他们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与中央银行不要试图干预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而应将注意力放在稳定国内货币供应，逐步降低其增长率上。
加拿大政府基本上采纳了主张较少国家干预的货币学派的主张，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同在英国和美国一样，货币学派的理论几乎成为70年代加拿大官方经济学。加拿大政府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使通货膨胀受到暂时抑制，但到1979年又出现了其程度超过以往的回潮，并因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再次将海湾石油提价而达到几乎难以控制的地步。特鲁多总理“将通货膨胀按倒在地”的乐观目标并未达到，控制货币的结果仍然是高利率、衰退、失业、银行破产。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增长缓慢和实际生活水平降低困扰着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英国，保守党政府运用了货币学派理论，得到的结果是1981年的失业率超过了劳工人数的10％。美国也在这一年年中经历了两年来第二次经济衰退。美国增加利率的措施殃及其他国家，1981年夏末，加拿大利率超过了20％。
面对世界范围的经济“滞胀”，特鲁多政府进退维谷，摇摆不定。70年代初，联邦政府曾采取了一些失业保障和财政向各省转移之类的措施，结果造成联邦财政赤字的急剧增加。1975年10月，特鲁多采取了一个他曾经反对过的举动，对工资和物价实行管制，引起许多加拿大人的不满。面对世界范围的危机，特鲁多认为自由企业制度已经失败，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挽救经济，稳定社会。这使他疏远了多年来支持自由党人的商业界。从1975年到1978年，在联邦反通货膨胀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了直接的反通货膨胀控制。根据货币学派的理论，1975年加拿大银行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导致利率的急剧增加。尽管联邦政府和中央银行都采取了许多措施，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仍居高不下。80年代初，几乎整个加拿大都处于经济失调状态。
经济指数：生产、通货膨胀、失业
从1981年第三季度到1982年第三季度，加拿大经济经历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1982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5％左右，有41003家企业和个体经营行业破产。1982年平均失业率为11％，12月份失业人数达到149.4万人。1982年6月，加元贬值到历史最低点，1加元只等于77.45美分。为防止资金外流，银行实行高利率。1982年6月，国家银行利率为16.59％，商业银行利率为18.25％。(3)这些金融措施直接危及人民生活，引起广泛不满。1981年11月，8万名加拿大市民在议会大厦示威，反对高利率。组织这次行动的劳工大会还把矛头指向其他社会问题。当时失业率已经超过了8％的高峰，年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达到12％。如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通货膨胀、高利率、高失业率和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等一系列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特鲁多时代的加拿大，构成这个时代众多矛盾纠葛的大背景。
二、特鲁多时代的社会问题
1981年年中，加拿大人口达到2410.6万人。40至50年代的高出生率，是加拿大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60至70年代，人口出生率处于下降趋势。移民一直是加拿大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除去从加拿大移出人数的净移民人数占70年代人口总增长的33.8%，高于20年代以来的其他时期。(4)移民中的主要成份是为寻求较好的生活条件而来加拿大的。也有一部分是不同时期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智利、乌干达和印度支那的政治难民。在美国侵越战争期间，许多美国人为逃避兵役而移民加拿大。从区域分布上看，新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和亚洲。来到加拿大以后，大多数进入各大中城市，安大略、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达和马尼托巴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省份吸收的移民也较多。
新移民的到来很容易打破加拿大在民族问题上脆弱的平衡。许多英裔加拿大人对大批罗马天主教徒的迁入感到担忧；一些法裔加拿大人则担心新移民多数汇入英裔集团，甚至进入蒙特利尔的移民也乐于学习英语而非法语。从1975年初开始，加拿大政府发表了绿皮书，对移民政策予以指导。议会两院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每年增加10万名新移民，可以弥补加拿大的低出生率。但如果每年的移民数额超10万人，就可能引起麻烦。(5)70年代末，加拿大移民人数逐渐减少，甚至达不到10万人的定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和印第安人的人口增长很快。根据1971年的人口统计，因纽特人有1.8万人，印第安人则达到30万人。这些土著居民的出生率高于加拿大人口的平均出生率，尽管在整个人口中仍处于少数，但其人口比重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之中。特鲁多标榜要建立“公平社会”，首先着手解决土著居民问题。1969年的“印第安人政策白皮书”，答应取消限制印第安人生存权利的印第安人法，允许印第安人“充分、自由和不受歧视地参与加拿大社会”。(6)
印第安人与因纽特人并不满足于这些形式上的承诺，开始自觉地站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开创自己的未来。1968年成立的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和1971年成立的“因纽特貘”，都是这些土著居民自发组织的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表明他们决心在行动中自己解放自己。
加拿大政府为开发自然资源，越来越多地侵犯了土著居民的利益。在富藏自然资源的一些地区，土著居民的领地要求一直得不到解决。 1975年溪谷印第安族提出了对西北地区 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求和在加拿大内部实行民族自决。1974年因纽特人也提出将西北地区一分为二，由因纽特人控制北半部。1979年“因纽特貘”正式将这一要求写入其纲领。联邦政府对土著居民的上述要求一概置之不理，特鲁多在1977年宣布说，正如不能给魁北克以特殊地位一样，对其他土著居民也一视同仁。(7)
1978年，原始居民权利委员会代表班克斯岛的因纽特人同联邦政府印第安人事务和北方开发部成功达成协议，部分解决了因纽特人的土地要求。但数年以后，因纽特领地内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再次侵犯了因纽特人的利益。土著居民争取自己权利的道路仍很漫长。
加拿大人口增长在全国分布上是不平衡的。除了新移民多半定居在城市外，为数甚多的加拿大乡村人口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这一情况在3个西部省份表现尤为突出。由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兴旺发达，阿尔伯达省的人口从1971年到1981年增长了36％；历来缺少人口的萨斯喀彻温省人口增长也很迅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因其地理优势和工业化水平较高，人口增长在全国居于前列。两大中心省份，安大略和魁北克仍然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1981年两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2％。人口分布在地区间的不平衡使联邦政府与靠资源发展起来的西部各省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西部人总担心渥太华政府的政策为选民人数众多的中央省份所左右，由不信任产生的对联邦政府政策的抵触情绪加剧了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
国民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之间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1980年，处于底层的20％的家庭只得到国民收入的4％，而高层的20％则得到国民总收入的42％，贫富悬殊一目了然。各地区之间也长期存在着收入上的不平衡。魁北克、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大西洋沿岸各省在整个70年代人均收入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不列颠哥伦比亚则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70年代末成为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省份。安大略则处于下降趋势。阿尔伯达的人均收入，由于得益于石油和天然气，在1973年后迅速增加。
1969—1979年人均收入的地区分布情况(8)
1979年，加拿大劳工人数达到1100万，其中妇女人数增长很快，许多已婚妇女仍旧谋取职业，还有一些妇女在子女长大后重返工作岗位。他们之所以如此，既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也是妇女运动推动的结果。1967年，皮尔逊政府任命了一个妇女状况皇家委员会，由佛罗伦斯·波德任主席。该委员会在3年后提交的报告罗列了167条建议，内容涉及教育，妇女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等几个方面。其中属联邦职权范围内的122条，有42条在1974年之前得到解决，37条得到部分解决。但报告中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一直没有成为现实，10年后仍然还是妇女运动奋斗的目标。尽管在劳工队伍中妇女人数已达三分之一，但主要集中在白领阶层。70年代末，妇女进入法律、医疗卫生、会计和商业管理等行业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以往。
经济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职业结构，公共管理、贸易、金融、商业、通讯和私人服务等行业都得到迅速发展。到1980年为止，将近三分之二的加拿大工资收入者是白领工人，受雇于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人数占十分之三，从事农业的人数占二十分之一，从事森林业、采矿业、捕鱼和狩猎的人数占劳工总数的五十分之一。
随着劳工队伍的壮大，工会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1976年工会会员人数达到304.2万人，比1962年增长1倍多。1964年，非农业工人有29.4％是工会会员，12年后上升到37.3％，新会员多数是白领工人和服务业职工。工会组织的壮大增强了工人运动的力量。从60年代到80年代，加拿大工人罢工次数和参加罢工的人数都呈增长趋势。
1961—1980年加拿大罢工与空厂(Lockouts)情况(9)
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增加实际收入。70年代，工人要求的高工资有时甚至超过了生产所得，雇主则通过提高物价将负担转移给消费者，这是构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通货膨胀反过来又刺激了工人对工资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受到高失业率和反通货膨胀委员会活动的抑制。70年代初期和中期，工人实际收入曾有所增长，但到后期又开始下降。工人为避免失业往往不得不忍受低工资待遇。
妇女劳工人数的增多，增加了工人运动的女权色彩。白领阶层和公共服务业的工会给予妇女更多的重视。1981年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Union of Postal Workers)举行罢工，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全部补发女职工在产假期间的工资，得到满足后，其他工会也纷纷效尤。然而，尽管妇女已经争取到许多工作权利，但大多数在职妇女回到家中后仍要承担起繁重的家务。要达到妇女运动所争取的目标仍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无节制地发展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就有必要增加社会福利，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进而缓和阶级矛盾。尽管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常常被认为是造成国家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但是，从长远来说，资本主义制度要存在下去，就不得不从结构上作出某些调整。要防止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弊端，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是不可缺少的。
皮尔逊政府为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曾采取过许多重要步骤，其中最有影响的立法是1966年通过的《医疗服务保障法》和“加拿大援助计划”。但直到特鲁多上任以后，这些计划仍未真正实施。联邦政府从1968年7月1日起，对于各省负责执行的医疗服务计划支付一半的费用，但另一半开支对各省来说仍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只有财力较为雄厚的萨斯喀彻温和不列颠哥伦比亚打算从指定的时间承担费用。阿尔伯达、马尼托巴、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安大略在1969年接受了该计划。到1969年底，只有爱德华太子岛还无采纳这项计划的近期打算。加拿大援助计划在1965年的众议院辩论中曾被誉为“充分利用人类资源和消灭贫困”的有效之举，但也没有马上付诸实施。1971年参议院反贫困委员会承认，要筹集到解决贫困问题的20亿元并非易事。加拿大社会贫困现象主要存在于土著居民、妇女和法裔加拿大人当中，从而加深了这个社会的许多固有矛盾。1969年至1970年，加拿大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达到85亿元，然而，贫困问题仍未解决。为削减开支，有关部门决定，缩小各种福利计划的受益面，集中解决那些真正需要援助的人。1970年发表的题为《加拿大人收入保障》的联邦白皮书，强烈主张建立对老年人补贴和家庭援助的收入考察制，理由是要确认那些收入最低的个人或家庭，并予以援助，以便有限和有效地使用政府开支。联邦政府的所谓“经过收入考察的家庭收入保障计划”因1972年议会解散而被搁置，新议会中反对收入考察制的新民主党力量增加，使这一计划受阻。1973年4月，全国健康与福利部部长马克·拉朗德提交的报告和随后通过的新的家庭补助法案，将原来的计划开支增加了近3倍。两年后，老年补助金也相应地作了提高。然而，实行充分的社会保险计划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使加拿大政府仍感力不从心。1975年联邦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取消了一些就业计划，随后又撤消了社会服务法。尽管阻力重重并出现了一些倒退，加拿大援助计划仍在艰难曲折中获得普及。
三、特鲁多时代的魁北克问题
国家统一是特鲁多长期追求的目标，然而，在特鲁多时代，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英语和法语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都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其中以民族矛盾表现最为突出，产生的影响也最大。
70年代，加拿大争议最多的政策当属双语制。事实上，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在60年代就成为加拿大两大民族之间关系的焦点。根据1961年的统计，有12284762名加拿大人说英语，3489866名加拿大人说法语，有2231172人操双重语言，另有232447人既不说英语也不说法语。而溯其母语，英语和法语分别为10660534人和5123151人。(10)讲法语的人与母语是法语的人之间的差额说明，操双重语言的人多半来自法语集团。这就不免引起法裔加拿大人对法语在加拿大地位的担忧。围绕如何在加拿大推行双语制问题，有识之士们提出许多方案，也引起一些持久的争论，并因此导致分离主义的崛起。
特鲁多认为，如果法裔加拿大人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平等地位得到保障，就可以解决魁北克分离主义问题。1969年通过的官方语言法规定，在联邦文官服务系统，皇家机构和联邦法院，英语和法语将被同时平等地使用。根据该法设立的委员会，将在那些英语和法语居于少数但却达到当地人口10％的地方建立“双语区”。在“双语区”内将以两种语言实行充分的联邦服务。由一名直接向议会报告的联邦语言专员监督这一立法的执行。特鲁多在1969年7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要建立和保持一个团结有力的国家，就有必要使讲法语和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都能惬意如归。作为我们大语言团体中的一员，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联邦政府的尊重。这就是官方语言法和我们双语制政策的目的所在。”(11)政治学教授基思·斯派塞担任了官方语言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在此之前成立的双重语言二元文化皇家委员会，在1969年和1970年先后完成其报告的第三卷和第四卷，题目分别为《工作世界》和《其他种族的文化贡献》，报告中提出，要结束英语充斥的现象，必须支持建立法语教学设施。为此政府要花费巨额资金建立一套复杂的体系，以满足公共服务业的法语教学所需。
上述措施引起一些英语加拿大人的批评。一批进步保守党人指责双语制政策是“蒙特利尔黑手党”操纵国家和破坏英语加拿大传统的佐证。尽管如此，双语制计划仍取得了一定成果。到1974年底，双语公务员人数达到5.3万人，大约是总数的19％。(12)1976年5月盖洛普测验的结果说明，有54％的加拿大人认为对双语制的强调过分了。这年6月因魁北克航空调度使用法语而引起一场争论，致使全加拿大航空业受阻。英语加拿大人热烈支持要求在航空调度中使用英语的飞行员和调度员，反对交通部同时使用法语的决定。许多法裔加拿大人则认为，这一事件的关键不是安全问题，而是语言问题。3年后接手处理这一事件的委员会提出报告说，在航空调度中使用两种语言并没有什么风险，并提议在魁北克实行双语调度。当政府接受这一建议时，英语加拿大人的狂热已经冷却下来，公众反响不大。
语言问题的争论使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致使1976年魁北克人党在省选举中获胜。该党成立于1968年10月，当时的盖洛普测验表明，在魁北克支持分离主义的人只有11%，反对的则有72％，另有17％的人犹豫不决。但在以后的几年中，魁北克人党的影响迅速扩大，许多法裔加拿大人把魁北克人党执政看作是扩大法语使用范围的最好途径。以语言为职业工具的知识分子，由支持法语官方化发展到支持魁北克人党。法裔工商业者和工人阶级都相信，使法语取得统治地位，意味着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进取机会，并可以由此复兴魁北克。尽管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分离主义者，多数人还是担心，如果不主动采取防犯措施，魁北克会逐步被同化于英语大陆之中。
双语制给英语加拿大人带来的一些不便使其在魁北克以外的各省受到程度不同的抵制。1977年联邦政府建立的特别工作组在两年后提交的报告中批评说：在公共服务中使用双语制，“代价高昂而效率降低”。(13)双语制在西部，尤其是草原各省实行起来尤为困难。然而，政府的多元文化计划却赢得各省政治家更多的支持。这一计划为各种民族背景的加拿大人保持、加强和弘扬他们对加拿大文化的贡献提供了多种渠道。一些人认为，双语制不但没能使国家团结，反而使之更加分裂。不管怎么说，双语制的推行对于吸收大批法语加拿大人进入加拿大公务系统做出了有益和持久的贡献。
围绕双语制问题的纷争只是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与其他地区英语加拿大人矛盾突出的一个侧面。更激烈的冲突则是针对魁北克在加拿大联邦中的特殊地位而展开的。随着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的发展，魁北克政府不仅要最大限度地控制经济上的关键地区，而且要使自身具有法语加拿大人故乡的特殊地位，这导致了60至70年代在该省先后执政的民族联盟政府和自由党政府同渥太华中央政府之间的多次对立。1976年魁北克人党执政以后更加剧了这种对立状态。
教育、语言和移民在魁北克社会中的位置一直是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魁北克省的中心问题。1968年蒙特利尔市郊圣列奥纳德教育局决定，所有罗马天主教移民的子女都要进法语学校就读。此举引起许多争议，省府不得不加以干预。1969年10月该省国民会议提出的63号法案，确定以法语为主要教学用语，但移民家长可以从法语和英语中自由选择其子女接受教育的语言形式。
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增长，许多法裔加拿大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小节上的宽容，而把争取民族地位的目标放在长远的利益上。1970年4月魁北克省的选举中，民族联盟败北，除了经济增长缓慢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许多法裔民族主义者转到魁北克人党一边。该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23％的选票，仅次于获胜的自由党。
1969年和1970年的蒙特利尔恶性事件接连不断。先是1969年3月要求麦吉尔大学改为法语机构的“进军”和与此相伴生的掠夺和破坏，继而是圣让浸礼日的一场大混乱，然后是8月联邦人力中心的大爆炸和9月蒙特利尔市长让·德拉皮奥家的炸弹事件，此类事件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主要是由分离主义恐怖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制造的。最引人注目的要属1970年的所谓“十月危机”。这年10月5日，“魁北克解放阵线”的一个小队绑架了英国驻蒙特利尔贸易专员詹姆斯·克罗斯，5天以后，该组织的另一小队又绑架了魁北克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并提出由政府公布魁北克解放阵线宣言等一系列条件作为释放人质的交换。魁北克布拉萨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没有对这些要挟让步。联邦政府调动了军队以保护那些可能受到恐怖组织攻击的目标。布拉萨和蒙特利尔市长德拉皮奥请求渥太华提供紧急援助。10月16日，渥太华方面作出反应，实施了战争措施法以对付蒙特利尔“令人恐惧的暴乱”。士兵们开始在蒙特利尔街头巡逻，警察逮捕了400名被认为是已被取缔为非法的魁北克解放阵线的嫌疑分子。战争措施法虽然具有一定的震慑力量，但并没有降服这个恐怖组织。10月18日，警察在一辆被盗汽车的后箱里发现了拉波特的尸体，全国陷入悲痛与震惊之中。有人转而指责说，是政府实施战争措施法造成了这一后果。一些民间团体开始就曾怀疑政府这一措施的必要性。特鲁多也曾在众议院承认此举“有些令人不安”，并表示政府将采取一些更有节制的步骤来处理地方性问题。(14)12月通过了《公共秩序暂时措施法》取代了波及面过大的战争措施法。
十月危机既没有削弱分离主义势力，也没有消除魁北克的恐怖活动。魁北克解放阵线组织策划的炸弹事件一直持续到1971年。恐怖活动的结束也许应当归功于该组织的主要理论家皮埃尔·瓦利埃，他在1971年底撰文谴责了恐怖活动，主张诉诸其他明智之举。
在魁北克省的动乱年代，魁北克人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而执政的布拉萨自由党政府既无力扭转经济颓势，又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民族主义纲领安抚魁北克的分离主义者。在1976年的选举中，魁北克人党许诺说，一旦获胜，将提出反映魁北克民族主义纲领的宪法修正案。选举的结果，魁北克人党获得41.4％的选票和71个国民议会席位，因而得以上台执政。而自由党则降至26席，民族联盟只获11席。
分离主义政府的上台使许多加拿大人为之震惊。1976年的选举即便不是魁北克的独立行动，也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新政府上台后，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姿态。总理莱维斯克1977年1月告诉纽约经济俱乐部说：加拿大不会彻底分裂，享有主权的魁北克会参与加拿大的经济联合。(15)1977年的民意测验证明，魁北克政府要修改宪法并非易事，甚至许多法裔加拿大人也反对独立。对“主权联系”的支持率也不过40％。
魁北克人党政府立法方案的中心一环是语言法案，即“101法案”。这一法案于1977年8月通过，使法语成为魁北克的官方语言。不仅在法院、国民会议、工作和劳资关系中要使用法语，而且将法语作为所有儿童的教学语言。尽管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79年曾宣布魁北克“101法案”违犯了英属北美法案中的第133条，但并未动摇魁北克政府以立法手段强制推行法语制的决心。
以公决方式决定魁北克的未来命运，也许是分离主义者所能找到的最好方法。在这一点上，魁北克政府行动也非常谨慎，试图逐步地达到预期的目的。首先要征得多数魁北克人对寻求“主权联系”的谈判的支持。1980年5月20日举行的公民投票，莱维斯克及其政府间事务部长克劳德·莫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支持旨在谋求“主权联系”的谈判？即使这样温和的问题，也在省外引起强烈反响。联邦政府和其他9省政府都毫不含糊地指出，他们不会接受这样的谈判，如果魁北克要分离出联邦，将会随之失去由联邦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这样，魁北克人就不能不认真权衡退出联邦的利弊得失。公民投票的结果是，82％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每10人中有6人回答“不”。非法裔居民的投票绝大部分是否定的；法语居民则一分为二，年长者和妇女倾向于支持联邦主义，年轻人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则倾向于回答“是”。只有圣让和圣劳伦斯北岸地区毫无保留地支持魁北克政府的全部计划。
公民投票的结果使分离主义者受到暂时挫折。魁北克人党领导人只好寄希望于“下一次”。1981年4月，魁北克人党赢得了第二次选举胜利，以80席对自由党的42席。其他党派在国民议会中销声匿迹。许多魁北克人从1980年的公决中增加了对魁北克人党的信任，认为要提高魁北克人的地位和履行改革计划，非魁北克人党莫属。
当然，魁北克人党所面对的反对力量也是十分强大的。省内自由党新领袖克劳德·瑞安主张分散的联邦主义，而反对在主权上分离。特鲁多更是坚决抵制一个独立的魁北克的思想。他在1980年公决运动中，采取积极的姿态来贯彻自己的信念。他在公民投票的前一天晚上说，公决的结果，将为加拿大人重建联邦提供机会。第二天，他告诉众议院，他将迅速恢复在1979年被搁置起来的宪法修改进程。(16)
四、宪法归国与政治纠葛
修改宪法的努力起码可以追溯到1927年。当时加拿大政府曾设法与英方达成一个协议，允许“宪法回家”。特鲁多决心不仅要找到一个既为联邦又为各省所接受的修改方案，而且要增加一个权利宪章，以扩大个人权利。1971年的维多利亚(Victoria)会议起草了加拿大宪法章程，并迅速得到各省总理的支持。修改方案给予任何达到加拿大人口25％的省份、任何大西洋沿岸两省、任何人口之和达到西部人口一半的西部两省以否决权。扩大了个人自由的范围，但不包括特鲁多所期望的教育和语言权利。然而，这次修改方案最终还是因魁北克的反对而流产。
1975年特鲁多又旧事重提，但在各省总理当中却没有象1971年那样得到一致支持。1976年的省级会议上，几个省总理在省权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魁北克人党的上台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莱维斯克总理马上宣布说，在公决之前，他不会参加宪法讨论。1977年，莱维斯克拒绝了特鲁多在新宪法中扩大教育、语言权利的建议。魁北克形势的变幻莫测，使特鲁多深刻地感到，收回宪法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必要象征。
1978年6月，渥太华提出题为《行动的时刻》的宪法问题白皮书和《宪法修改法案》。在10月份的第一部长会议上，特鲁多表示如果各省总理能够同意修改方案和增加权利宪章，他愿意在所期望的问题上让步。然而，会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1980年9月，特鲁多再次与各省总理讨论宪法问题，提出在权利分配上更为集中的意见，遭到大多数省的反对。特鲁多试图使渥太华单方面行动，但遭到以莱维斯克为首的6位省总理的坚决抵制，后来又有2位省总理加入其中。各省在渥太华是否有权单方面行动问题上又陷入争论。最高法院1981年9月28日的裁决肯定了联邦政府有权做其想做的事，但又认为这样做在宪法上是不合适的。这种模棱两可的判决，使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纠结到一起，支持联邦政府的新民主党要求联邦与各省举行新一轮谈判。1981年9月28日，举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会上经过各方妥协，终于达成协议。宪法议案于12月2日和12月8日先后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过，由司法部长让·克雷蒂安呈送伦敦。经英国议会表决之后，女王将赴加拿大，作为《英属北美法案》归国进程的最后一步。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仍坚持反对意见的魁北克陷于孤立，徒劳地要求当初为与其他7省总理联合而反对过的否决权。莱维斯克感到魁北克被渥太华和其他诸省出卖了。在一年一度的魁北克人党大会上，该党决定取消主权联系目标中的经济联系。此外，魁北克政府还做出了其他反应，使加拿大政治关系又罩上了一层阴云。
特鲁多时代，联邦与各省之间的关系达到一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金钱与省权是争论的主要焦点。许多省指责渥太华侵犯了宪法赋予各省的权利，同时，也指责联邦占有本属各省的财政来源，却不履行其应有的责任。
特鲁多对联邦主义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他1968年发表的论文集《联邦主义与法裔加拿大人》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加拿大联邦主义、对解决法裔加拿大人民族主义问题所持的态度。在1969年的政策辩论中，他又对自己的一些理论进行了发挥。
特鲁多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相信国家应该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机会的自由党人。他在1968年曾指出，自由主义，就是要维护“国家财富的公平分配”。他在1969年联邦—省会议上阐述道：“在新宪法下，加拿大议会应该有权重新分配财富，以缩小家庭收入的悬殊差别和减少遍及加拿大的贫困……任何政府都能取钱于民，任何政府也应该能够用钱于民”。(17)
面对社会福利开支的日益庞大，几乎所有的省总理都感到力不从心。他们意识到要解决财政问题只有两条道，一条是增加税收，另一条是加强联邦对各省的财政支持。增加税收自然不会为公众所欢迎，所以各省几乎一致寻求第二条途径。联邦政府同意给各省增加财政支持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福利计划、健康保险、医疗服务以及中等后教育的庞大开支，对各省来说仍是个沉重负担。一些省要求渥太华继续增加财政支持。但特鲁多及其内阁也为用于失业保险等福利的开支的不断增加而束手无策。两级政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只好修改用于中等后教育的分担开支方案。要彻底解决公共开支问题就有必要调整联邦与各省的财政收支模式。渥太华方面倾向于实行由联邦与各省分享收入、分担开支，这一计划首先遇到几个富省的反对。
1973年底，围绕石油和天然气展开的争论使联邦与3个西部省的关系迅速恶化。萨斯喀彻温的新民主党总理艾伦·布莱克尼对渥太华分享收入、分担开支计划表示的异议颇有说服力。他并不拒绝联邦政府重新分配收入的建议，用他的话说：“我们的财富利益与我们对国家问题的负担应该由所有人公平分担，不管他住在哪里。”但随后他又问道，为什么只把这一原则用于石油，为什么不包括铜、锡和其他矿藏？(18)
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将石油价格提高了2倍，加拿大几个产油省的石油价格也随之上调，引起其他省的不满。特鲁多政府支持多数省提出的将石油价格控制在低于国外油价的水平。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直接税和控制商务贸易等手段迫使产油省就范。1975年达成的石油价格协议允许逐步提高油价，但不能高出国际价格水平。这一协定得到大多数省的支持。
总的看来，特鲁多政府在西部诸省积怨甚多。1971年的税收改革使采矿业损失最大，双语政策也在这里激起不满。在渥太华能够长期执政的自由党在西部却处于失势状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当政的是新民主党，阿尔伯达则是进步保守党的天下。这4个省份在诸如关税、交通运输政策、农业政策、对采矿业的税收以及联邦能源政策等问题上很容易联合起来反对渥太华。事实上，到1980年，在阿尔伯达、不列颠哥伦比亚，分离主义运动已经出现。萨斯喀彻温的一个小团体也在谋求同美国合并。尽管持分离主义的人在西部仍处于少数，但其前景却难以预料。
在特鲁多时代，西部4省的政治命运是与其自然资源的发现和利用密切相关的。在阿尔伯达，社会信用党的独霸地位始于1935年，结束于1971年。嗣后，皮特·拉菲德成为该省第一位进步保守党总理。1973年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动使这个加拿大主要产油省受益匪浅，保守党的统治也因此得以稳固。省政府利用岁收余额建立了阿尔伯达遗产基金，帮助扩大了该省的工业基础。阿尔伯达人清醒地意识到，石油和天然气是无法更新的，面对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有必要为该省的未来作些准备。到80年代开始时，遗产基金已经达到100亿元。
社会信用党在1972年结束了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达20年之久的统治，以戴卫·巴雷特为首的新民主党上台执政。新政府在社会福利和控制土地使用方面的大胆革新使为之震惊的反对力量联合起来。1975年的选举中社会信用党在许多保守党和自由党人支持下东山再起，重获政权。
萨斯喀彻温省从1971年新民主党当政后，总理艾伦·布莱克尼大胆改革，其中最激进的步骤是将钾碱工业收归国有(省有)。70年代石油和钾碱方面的收入，使这个穷省得以致富。
1977年，马尼托巴省一贯支持渥太华政策的爱德华·施赖尔领导的新民主党政府因经济和财政困难被赶下台，施赖尔在1978年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这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既非英裔又非法裔血统的总督。新上台的进步保守党政府在克服马尼托巴省资源不足、财政短缺等经济困难方面并无建树。在1981年选举中，新民主党重新夺回了政权。
东部沿海诸省，70年代一直在贫困中挣扎。纽芬兰政局长期控制在进步保守党手中，几位领导人都坚决主张由省政府控制近海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新的自然资源开发为该省摘掉贫困和高失业率的帽子增加了信心。新斯科舍也境况不佳，捕鱼业的发展难以补偿制造业的落后。经济困难使自由党政府在1978年倒台，约翰·布坎南的进步保守党政府在1981年选举中再次获胜。与此同时，自由党所控制的最后一个省份爱德华太子岛也于1979年落入保守党之手。在新不伦瑞克，和蔼、精明的政治家理查德·哈特菲尔德，在1970年就从自由党手中夺得总理职位。尽管该省也面临许多经济困境和种族分歧，但哈特菲尔德总能设法从各个方面获得足够的支持。
70年代，魁北克省的状况前文已述。另一个中央省份安大略长期以来为保守党所控制。尽管该省在7O年代失去了人均收入位列榜首的地位，但仍不失为加拿大的富裕省份。该省所依重的制造业生产在70年代很不景气，造成工厂倒闭，失业率提高。尽管如此，执政的威廉·戴维斯政府仍能连选连任，并在1981年选举中夺回前两次失去的多数席位。到1983年，保守党在该行执政已长达40年之久。
经济困境导致自由党政府在各省频频垮台。特鲁多政府在1976年以前的几次大选中勉强支持下来。1976年，魁北克人党在省内的胜利为风雨飘摇的自由党政府提供了转机。特鲁多在魁北克公决中所持的态度予人以深刻印象。他在1977年2月曾对议会两院和电视观众说：“我有充分的把握对你们说我能驾驭形势，加拿大的统一不会被打破。”(19)人们相信，自由党政府当政有利于化解魁北克的分裂主义。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保守党迅速失势。然而，经济问题仍困扰着特鲁多政府。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加元对美元的贬值，动摇着人们对自由党政府的信心。随着魁北克分离问题的淡化，自由党的威信也逐渐下降。
197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在组织上和财政支持上都胜自由党一筹，该党得到了136席，而自由党则降至114席。1976年当上保守党新领袖的乔·克拉克出任联邦总理，组织起保守党政府，但新政府在议会中仍处于少数派地位。
克拉克政府上台后，既要适应久已陌生的联邦机器，又要设法赢得公众的支持，在制定新政策中的分歧从内部削弱了它的力量。克拉克将国有“加拿大石油公司”转让给私人的企图引起广泛不满。新的能源政策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凡此种种，动摇了新政府的统治地位。在1980年2月18日的选举中，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奇迹般地卷土重来，获得了282个众议院席位中的147个，达到明显多数。选举的结果反映了保守党短命政府新政策的失败。支持加拿大石油公司的人和不喜欢较高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人在选举中都支持自由党。急于求成和经验不足使得还没来得及一显身手的保守党再次败北。
重新上台后的特鲁多掌握着一个多数派政府，但除了在收回宪法方面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外，其他方面少有建树，尤其是面对长期没有解决的经济问题，自由党的政策更是败多胜少。“全国能源计划”是特鲁多新政府的第一个经济步骤。然而，这项旨在减少外国人在加拿大石油工业中所占份额的计划，得到的结果极令人担忧。大量资本转移到国外，进一步削弱了加元的地位。同时，美加关系又趋紧张，影响了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工业生产不景气，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
特鲁多统治末年，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许多加拿大人意识到，特鲁多时代已经结束，加拿大需要一位具有全新意识的新领袖。尽管特鲁多仍然是加拿大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但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耗去了他过多的精力，精神上的挫折使他对政治事务产生了厌倦。1984年2月29日，特鲁多突然宣布了辞职的决定。在1984年6月16日的自由党代表大会上，曾担任过皮尔逊政府内阁部长的约翰·内皮尔·特纳获得了自由党领袖职务，从而也当上了联邦总理。但特纳在议会中却没有席位，为此他要求在1984年9月4日举行大选。然而，在这次大选中，保守党新领袖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一举击败了特纳而荣登总理宝座，从此开始了加拿大历史上又一个新时代。 五、特鲁多时代加拿大对外关系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政治力量又开始一次大改组，美、苏两国的争霸也出现新的态势。社会主义中国同众多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构成了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过去受美国支配的西欧和日本现在已羽毛渐丰，不愿再听从美国的摆布，并在国际市场及金融等领域同美国展开激烈的竞争；美国的全球扩张政策已走入死胡同，由于身陷印度支那，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在同苏联的竞争中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苏联则借机发展自己的实力，成为全球性强国，并在世界许多地区制造国际摩擦，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
面对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美国在尼克松政府上台后调整对外关系。意识到“超级大国的时代行将结束”和“多极化将成为未来的潮流”，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提出了以尼克松主义为标志的新的全球战略，试图在“均势外交”中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
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也影响到加拿大的外交取向。特鲁多上台后曾提出要更新加拿大对外政策。1970年6月形成的对外关系白皮书包括了6个小册子，分别阐述了加拿大在欧洲、拉丁美洲、太平洋、联合国、国际开发和“加拿大人对外政策”几个领域的外交方针。这些小册子强调了6个主题：主权与独立，和平与安全，社会公正，生存平等，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反映出加拿大政府已不准备继续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国际贸易和振兴国内经济上。特鲁多政府认为，“维护和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寻求“经济伙伴更加多样化”，是其“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基石”。(20)在政府部门中，贸易与商务部将在对外关系中发挥更大影响。
从50年代以来，加拿大就积极谋求同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外交和经贸关系，并从中获益匪浅。但在尖锐冷战时期，中加关系一直受到美国政策的掣肘。1949年11月16日至17日，加拿大众议院就对华政策等问题举行了一场综合性的外交政策大辩论。
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扫除了中、加关系发展中的障碍。1969年2月2日，尼克松就任总统后12天，就指示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探索同中国和解的可能性”。随后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姿态和中国政府所作的反应逐渐熔化了冻结数十年的中美关系。看到美国外交取向的转变，加拿大政府决定先行一步。1970年10月13日，中加两国旋即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中加建交以后，加拿大积极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3年10月，特鲁多总理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了中国。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为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多方面的合作铺平了道路。这次会谈的直接后果是双方签订了一个为期3年的贸易协定。嗣后不久，两国又就领事馆设立、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完成了换文。
中、加建交使加拿大成为最早同中国开展双边贸易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1973年贸易协定签订后，其覆盖范围又数度扩大。据此，双方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并建立了联合委员会以推进双边贸易的开展。1978年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方面加速发展对外贸易，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外来投资，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同年，加拿大政府也对外交政策作了调整，把发展同亚洲，尤其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放在重要地位。于是，加拿大外交部宣布成立加中贸易理事会，总部设在多伦多，并在北京设立代表处，为加中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架桥铺路。这一年，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还向中国提供了20亿加元的买方贷款。1979年，中、加签订了经济合作议定书。从1980年起，加拿大对中国实行普惠税待遇。1981年，加拿大政府宣布，重点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利用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8000万元赠款，开展一项涉及森林资源、能源开发、教育与培训等领域的五年计划。在中、加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和支持下，两国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1980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亿加元大关，次年达到12亿加元，1982年贸易额又增加到14亿加元。(22)
1983年3月，加拿大国防部长吉尔·拉蒙塔涅访华。10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访问加拿大，并同加拿大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伦·约瑟夫·麦凯琴签署了中加发展合作总协定。1984年1月，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加拿大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同加方签署了中加投资保险协定。中加两国关系向更成熟方向发展。
70年代，加美关系的发展道路上阴影重重。两国之间最突出的矛盾还是表现在贸易关系上。自从1965年加美汽车条约签订以来，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向美国的出口超过了其对美国汽车的进口。处于经济滞胀状态的美国同时又为外贸逆差所困扰。美国人要求消除这种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加贸易上的不平衡。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包含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国内工业发展和消除外贸赤字的保护性措施。新政策对加拿大也毫不例外。这对于三分之二的出口品销往美国市场的加拿大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特鲁多在这年12月会晤了尼克松，试图从新经济政策的条目中为加拿大寻求一些例外，但收效甚微。尼克松也在翌年4月访问渥太华时告诉加拿大议会，美国将对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一视同仁。一直期望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加拿大人民和政府现在只能面对现实，至少在经济领域，美、加两国的特殊关系是不存在的。
美国政府改变对加拿大的贸易优惠政策，不仅仅是由于国内经济状况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特鲁多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程度不同地损害了美国在加拿大的经济利益。1973年世界石油价格上涨后，加拿大减少了对美国的石油出口。1975年成立的加拿大石油公司，开始执行一套石油双重价格政策，使美国企业难以从加拿大石油中获益。1980年自由党政府的国家能源计划加强了对加拿大出产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控制，从而更加激怒了美国人。围绕能源利用问题产生的矛盾，只是美、加经济摩擦的一个方面。1973年成立的加拿大外资审查署，对所有新的国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评判，引起美国投资者的不少怨言。此外，加拿大的农业保护政策，1976年C—58法案(Bill C—58)所采取的保护性措施，萨斯喀彻温省的钾碱工业国有化行动，都在美国积怨甚多。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尼克松总统会撕去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对加拿大人板起面孔了。
幻想破灭以后，加拿大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对美关系。1972年10月《国际透视》(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上发表了外交部长米切尔·夏普的题为《加美关系的未来》的文章，讨论了加拿大对外政策的3种取向：不干涉主义、更紧密的一体化和较强的独立。夏普倾向于第三种选择，具体言之，就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夏普的观点，在加拿大朝野有许多同情者。进入70年代以来加、美两国的分歧越来越多，经济、政治上的摩擦频频发生，即使一些具有强烈亲美倾向的加拿大人也开始正视现实。围绕阿拉斯加输油管工程、西雅图水电工程、大湖区水质保持等一系列问题，加美双方屡屡交锋。此外，边界地区美国工厂造成的大气污染，也曾使两国关系出现许多矛盾纠葛。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鼓励以煤代替石油为燃料，其结果则是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美国东北部、安大略、魁北克都出现了因污染造成的“酸雨”。两国于1978年开始的为签订《国际大气污染协定》举行的谈判，因美方的阻挠迟迟没有结果。加拿大人民非常愤怒，1981年5月罗纳德·里根访问渥太华时受到当地市民的激烈抗议。
尽管在两国政治家的口中，加美关系的调子唱得仍很高，但彼此都意识到，友谊并不能代替两国寻求各自的经济利益。相比之下，还是加拿大经济更易受美国政策的影响。许多加拿大经济界人士也意识到，很少有哪一个国家象加拿大那样依赖于一个单一的贸易伙伴。加拿大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口品销往美国市场，差不多同等比例的进口品也是购自美国。很显然，无论是美国的经济状况还是其商业政策的变化，对加拿大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23)况且，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和对美国政策的敏感不仅仅限于贸易领域，还表现于投资、金融等领域，加元极易受到美元价值升降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夏普的所谓“第三种选择”，要真正付诸现实，决非易事。
要走经济独立的道路，加拿大所遇到的不仅仅是来自美国的掣肘，同时也受到西欧的冷遇。按照夏普的设想，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应积极发展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1973年，加拿大任命了驻欧共体大使。次年10月和1975年2、3月间，特鲁多两次出访西欧。1976年加拿大与欧共体签订了商业与经济合作模式协定，从而达到了渥太华孜孜以求的“条约性联系”。然而，欧共体并没有对加拿大施以特别恩惠，协定签订5年以后，加拿大向欧洲的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正好与1975年的12.6％相同。而欧共体对加拿大的贸易额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从1975年的2.7％下降到1980年的2.2％。虽然双方在某些领域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与协商，但分歧仍然存在，尤其在加拿大农产品出口、捕鱼业和加拿大外资评审法的执行等方面双方矛盾仍很突出。另一方面，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额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仍占绝对优势。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所谓“第三种选择”，只能流于渥太华的口头形式。
在特鲁多时代，加拿大对于改善英联邦、乃至世界范围的南北关系，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战后以来，加拿大在对外援助方面也做出相当大的贡献。1974年，加拿大在世界16个外援国中国民生产总值居第三位，全部外援按人均计算列第五位，在官方提供的开发性外援方面列第七位。特鲁多倡导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使国际经济、贸易不至于太不利于发展中国家。1968年他在阿尔伯达大学的讲话中说，“对加拿大最大的威胁将来自离其所寻求的体面生活越来越远的三分之二的世界”。单靠外援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优惠贸易协定”方能奏效。(24)然而，特鲁多的理想主义并没有得到加拿大工商界的响应，优惠贸易将增加来自国外的对加拿大制造业的竞争，这是工商界人士所难以接受的，他们反对进口低工资国家的工业品。因此，在70年代，加拿大运用的实际上还是进口定额制，而非优惠贸易。
1975年3月，特鲁多在伦敦发表讲话，建议扩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中的作用。1981年7月在渥太华召开的七国首脑会议上，特鲁多也曾积极地支持南北合作，但响应者寥寥。因为改善南北关系意味着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长远利益考虑作出某些暂时牺牲，然而，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把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许多发达国家宁可坐视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被掏空、挤扁，进而最终失去某些市场，也不愿意拔一毛利天下，保持世界经济的相对平衡。当然，特鲁多的倡导也并不完全是急公好义之举，更多的还是出自本国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从长远来说，改善南北关系，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购买力，也就是扩大了世界范围的商品市场，对加拿大这个经济贸易大国来说将不无裨益；从眼前利益看，通过这些宣传，赢得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好感，也有利于扩大加拿大的贸易范围。由此可见，特鲁多的理想主义宣传是建立在增加本国经济利益的现实之上的。
1974年6月至8月，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举行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加拿大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暴露无遗。会上，加拿大代表坚决要求加拿大对于离其海岸线200英里以内的所有生命资源的管理与收获拥有排他性主权，对隶属于这些区域的海域中的此类资源享有优先权。(25)1981年加拿大曾支持对海床开采实行国际控制，但这只不过是为加拿大的镍工业提供保护。此外，在捕鱼权之类的国际协定中，加拿大都积极地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国际关系从来都是一种利益关系，国际经济关系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加拿大也概莫能外。
由于在核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加拿大自然卷入核扩散问题。1974年印度爆炸了一个核装置，对此，加拿大难辞其咎。加拿大曾为印度发展核能提供大量援助。面对国际方面对核扩散问题的压力和核技术出口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所产生的诱惑，加拿大政府进退两难。特鲁多在1975年6月告诫加拿大核能委员会，要求“确保加拿大提供的核材料、设备和技术不被用于生产爆炸性核装置，不管发展这些装置是否被说成是以民用为目的”。(26)对于拒绝签订这方面协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西德、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国，加拿大在1977年初开始停止运铀，直到得到适当保证。1978年，加拿大也与欧共体签订了原子合作协定。当然，加拿大对核扩散所采取的一些防犯措施多半是出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而这些承诺并不能得到永久的保证，要全面防止核扩散，还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作出共同努力。
由于加拿大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加拿大的国防上开支减少。1969年4月特鲁多发表一份题为“加拿大国防政策”的文件，阐述了加拿大军队的4种作用：(1)警戒加拿大领土和海岸线；(2)与美国军队合作保卫北美；(3)在同意的前提下完成在北约中的任务；(4)执行加拿大所能担当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出于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加拿大从60年代以来实行逐步裁军和尽量减少在军事上承担国际义务。1973年加拿大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34个成员国之一，同年还参加了控制和监督越南停战的国际委员会。加拿大的国防开支在西方国家中相对较少。1979年，加拿大国防开支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北约中仅比卢森堡高。
六、马尔罗尼当政及其经济开放政策
在1984年9月的大选中，保守党获得211个议会席位，达到加拿大历史上的空前多数，1984年9月17日，马尔罗尼成为加拿大第十八位首相，从而开始了马尔罗尼时代。仪表堂堂、举止温和的马尔罗尼，当选首相时年仅45岁，但已经是一位成熟而富有经验的政治家了。他出身于魁北克省贝科莫一个爱尔兰裔家庭，青年时期曾就读于圣弗朗西斯·格扎维埃大学。在那里他参加了保守党，开始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并与当时的保守党领袖约翰·迪芬贝克建立了联系。大学毕业后，马尔罗尼进入魁北克城的拉瓦尔大学法学院，被迫重操法语，因而熟练掌握了加拿大的两种主要语言。从法学院毕业后，马尔罗尼很快成为蒙特利尔市一位颇负盛名的律师。1973年他同比他小13岁，出身于南斯拉夫移民家庭的米拉结婚，婚后生育了3个子女。
克拉克政府倒台后，曾一度退避企业界的马尔罗尼复出参加保守党领袖竞选，在第三轮投票中击败了克拉克，当选为保守党新领袖，并通过补缺入选众议院。
马尔罗尼进入众议院后接触的第一个政治麻团就是在马尼托巴省使用法语的权利问题。有关语言问题的争论，在这个省起码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的分离学校。尽管马尼托巴的保守党人和许多保守党议员反对在该省扩大使用法语的权利，但马尔罗尼坚决支持双语政策，并迫使一些持异议的保守党成员服从他的有力领导。通过这一举动，马尔罗尼向魁北克表明，保守党同自由党一样有能力维护法语加拿大人的权利。
魁北克人党政府在魁北克上台以后，在涉及魁北克主权的所有问题上都与自由党领导的联邦政府处于对立状态。这样传统上为自由党势力范围的魁北克逐渐转向保守党一边。尤其在马尔罗尼出任保守党领袖之后，魁北克人看到了一位来自魁北克省，能讲漂亮的法语，并且尊重法语加拿大人利益的政治新星。1984年大选中，保守党在魁北克赢得了75个议席中的58个，为该党组成多数派政府增加了决定性的砝码。
马尔罗尼政府上台后，人们对其政治背景和政策倾向作过许多推测。尽管马尔罗尼一再声称自己是中间派，以有别于深具保守主义特色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但人们很自然地把这3位领导人归为一类。马尔罗尼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还包括：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埃里克·尼尔森，外交部长查尔斯·约瑟夫·克拉克，国际贸易部长詹姆斯·弗朗西斯·凯莱赫，财政部长迈克尔·霍尔库姆·威尔逊。
失业和联邦财政赤字是马尔罗尼政府所面临的两个紧迫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促进联邦的经济繁荣。尽管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批评，许多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仍然相信，吸引外资有利于刺激经济繁荣。同工商界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的马尔罗尼也深信此道。他上台后，新政府把“振兴经济，扩大贸易，吸引新投资和寻求新市场”视为首要任务，注重扩大私人企业和吸引外国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
当时，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急剧减少，其主要原因是两国近年来的经济衰退，但也有部分原因在于“外资审查法”的干预和全国能源计划的推行，尤其是后者，导致数十亿元外资离开了加拿大。马尔罗尼一方面说服加拿大人看到外资给加拿大经济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向一些重要的美国投资者、金融家和经济学家保证：“加拿大再次向企业界开放。”(27)
为克服经济衰退，马尔罗尼政府采取了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致包括以下诸端：第一，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和干预，全面或局部地放松国家对运输业、电讯业、银行界及金融业的管制；通过新的能源政策加强市场价格机制。第二，建设更为开放的市场导向经济，将原来一批国家拥有的企业和资产转让给私人所有。自1984年至1990年秋，政府辖下资产总值达5000万加元的17家企业私有化了(28)。
第三，改善外来投资环境。1985年撤销了外国投资审查署，设立加拿大投资部，以促进本国投资和吸引外来投资，“确保加拿大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市场内稳操胜券”。(29)1988年外国在加拿大投资总额为3890亿加元，包括直接投资1103亿加元，有价证券1820亿加元。其中美国资本占75％。(30)与此同时，加拿大本国的企业也增强了信心，在固定设备投资上维持着较高水平。第四，致力于同美国开展自由贸易。1989年1月生效的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Canada—U.S.Free Trade Agreement)，是加拿大政府彻底放弃保护性的国家主义政策，实行全面的市场导向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
马尔罗尼政府上台后，积极努力同美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1985年他就请求美国方面重开关于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1987年10月，两国同时宣布，他们已经达成协议，一俟美国国会和加拿大议会及各省批准同意，将于1989年1月1日生效。1988年11月重新当选总理后不久，马尔罗尼又为加拿大的自由贸易政策推波助澜，他对金融界人士说：“没有什么比美国对加拿大的企业家开放市场更好。美加市场合并起来值5兆加元，比世界任何其他市场都富裕。”(31)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部长约翰·克罗斯比在协议批准后对加拿大出口商说：“从这笔交易中所得到的利益是巨大的。加拿大在过去因其经济向外国的投资和技术开放而获益良多。现在轮到加拿大企业来利用仅需越过边界的自然市场了。嗣后，他们将准备走向世界。”(32)
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降低和取消关税，取消进出口配额及农产品出口补贴，终止大部分能源产品的进出口限制等措施，来促进两国市场的彼此渗透。协议规定，两国将从1999年元旦起，取消所有加拿大和美国产品的关税。第二，制订排解经济贸易纠纷的有效规则。成立一个两国专员公署(Binational Commission)专门负责排解纠纷(金融服务、抵消关税和反倾销个案除外)。对于解决抵消关税和反倾销方面的纠纷，协议规定允许各自继续援引现行国家法律。也可按照要求，组成两国专案小组代替法院审查。但在应用本国法律时，必须相应考虑符合国际法。第三，减少服务性贸易限制，两国政府在协议中作出承诺，“在未来立法时，不会歧视对方提供服务的公司”。加拿大将取消美国银行在加拿大的分行16％资产上限的规定。终止对美国购买受联邦管制的保险和信托公司股权的限制。对美国公司申请加入加拿大金融市场的审查将与加拿大公司的申请等同看待。容许美国银行包销及交易加拿大政府或政治机构支持的债券。协议也“保证加拿大银行可继续经营在美国的跨州分行”。第四，方便商业旅行，“为商务旅客、投资者、贸易商、专业人士和行政人员的调派”发放临时签证。第五，保证双边投资的顺利进行。企业的“成立、获得、出卖和经营都得到所在国的同等待遇”。加拿大更承诺终止对于间接投资的审查，并将直接投资的审查门槛提高到1.5亿加元(以1992年固定币值计算)。(33)
由自由党执政时期的保护主义经济向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转变，是马尔罗尼时代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加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为更多的加拿大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创造了条件。大批加拿大公司加入了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行列，从而扩大了企业规模，提高了经济效益。加拿大企业在开放与竞争激烈的北美市场中逐渐立稳了脚跟，增强了活力，同时，也以更有力的姿态投身于全球性贸易竞争之中。
根据加拿大官方对自由贸易协议所作的充满信心的总结，该协议对加拿大的影响可分为3个方面：第一，经济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生产能力，降低了成本；第二，新市场的开放，增强了加拿大各企业的信心；第三，自由贸易协议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方便，积极推动了本国和外来投资者在加拿大的投资。(34)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者，加拿大不断减低税率。1988年，联邦全部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5％降至28％，1991年制造业税率从1990年的25％降至23％。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制造业和其他方面的联邦所得税率仍高达34％。(35)那么，自由贸易协议及其鼓励下的外资份额在加拿大的增加是否会削弱加拿大民族经济的发展呢？对此，一些加拿大经济民族主义者是不无忧虑的，在经济学界也存在分歧。毫无疑问，加拿大会比以往更容易受到美国经济阴晴变化和美国政策翻云覆雨的影响。然而，加拿大人也逐渐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要想使加拿大免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加拿大人有理由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贸易。他们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购买更多的外国产品，也从外销中赚取更多的利润。加拿大的外贸收入，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到30％，是美国的2倍，日本的1.5倍。(36)事实上，世界上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国家都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根据近几年的统计，全球35个以上的国家，500个州郡，6000多个城市，都在设法引进外资。(37)加拿大利用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优越条件先行一步，就是在国际经济的大棋局中抢了先手。马尔罗尼政府的国际贸易部部长克罗斯比说：“从1985年以来，我们把创纪录的国外直接投资引入加拿大。我们把投资局面从那一年的净资外流数值上扭转过来，实现了1986年获净外资额16亿元，1987年更增加到48亿元。”从1980年至1988年间，这些直接投资的书面价值从620亿元增至1100亿元。(38)同时，加拿大在国外的投资也相应增长，从1983年到1988年，加拿大在国外的投资增长了60％，从378亿元增加到605亿元。(39)
国外市场的扩大和国内投资的兴旺，推动了加拿大经济的高速发展。1984年到1988年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4.7％，领先于日本(4.5％)、美国(4％)和欧共体(2.5％)。联邦赤字在国民生产中的比率也显著降低。除负债成本外，加拿大的“原始赤字”从1984年至1985年财政年度的201亿加元的高峰持续下降到1988年至1989年度的20亿加元。(40)从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支状况来看，加拿大已经从70年代的经济滞胀中走了出来。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加拿大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并且人才集中的中央省份安大略和魁北克，从开放型经济中受益匪浅。而服务行业的兴起对这些中央省份以及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如同锦上添花。1963年，服务行业只占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的51.7％，到1988年就已经达到了60.5％。它雇佣了加拿大70％的劳动力，增加了对新技能的需求和重新调配资本的需要，从而也改变了加拿大的职业结构，使之更趋于知识化。相对而言，加拿大以前所依重的开采业和农业则发展较慢。石油工业的不景气依然笼罩着阿尔伯达。连续两年的干旱又时值世界农产品价格处于低水平，使西部诸省损失颇多。直到1988年，林木、鱼类、矿产、金属、石油和谷物价格才出现回升的迹象。然而，从全国的形势来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仍严重存在。尽管如此，经济结构的变比使加拿大经济趋于完善。资源出口在加拿大外贸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由1963年的40％降至近年来的约五分之一。只有不足13％的加拿大工人受雇于基本工业。(41)
七、民族关系、政治关系和教育科技、文化状况
虽然加拿大已经在1982年完成了宪法归国的历史使命，但对于宪法的修改方案各省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魁北克拒绝接受1981年11月渥太华会议上由其他省份一致通过的宪法形式，坚决维护“加拿大人权利与自由宪章”，因而导致了谈判的继续。尽管根据法律或按照惯例，魁北克都无权对1982年宪法法案所肯定的1981年11月会议结果进行否决，但魁北克还是期望联邦与各省能作出一些让步，使魁北克有条件地加入这一政治协议。1985年莱维斯克曾提出过一些条件，1986年魁北克新总理罗伯特·布拉萨又提出了5个最低条件。这些条件最终在1987年4月30日魁北克米契湖(Meeoh Lake)会议上为马尔罗尼总理和其他各省总理接受，并于1987年6月3日在渥太华被确定为法律和终极形式。1987年6月23日魁北克国民议会批准了这一协定。1987年9月21日联邦议会两院委员会予以接受。10月26日，众议院以242票对16票通过了该协定。
米契湖协定的主要内容有5个方面：(1)关于加拿大的双语制和魁北克社会的独特性；(2)关于联邦开支权利；(3)关于增加各省在移民方面的权利；(4)最高法院及其民事机构宪法化，由联邦当局依各省提名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及参议员；(5)关于宪法的修正规则。(42)尽管在各省总理中对该协定仍存在分歧，安大略省总理戴维·皮特逊和马尼托巴省总理霍华德·鲍利尤表疑义。妇女和少数民族组织也予以反对，但在马尔罗尼的斡旋下，最终还是达成妥协，从而也解决了宪法归国所遗留的问题，使魁北克加入宪法协议。
加拿大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土著居民的政策，往往受到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人权宣言的制约。1966年联合国又制订了两项盟约以增强该宣言的效力，他们分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盟约》(ICESCR)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这两份盟约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补充就是民族自决权。除此之外，联合国通过的《废除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协定》对于改善加拿大境内少数民族的处境起了促进作用。1982年《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成为加拿大新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宪章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尤其是种族、肤色、国籍、宗教、性别、年龄、精神或身体不健全等方面的歧视行为。这些规定为加拿大少数民族争取民族平等权利提供了凭藉。1982年宪法法案的第二部分确认了加拿大的原始民族，包括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享有宪法所赋予的一切权利，包括作为原始民族的特别权利和以前签署的条约所赋予他们的种种权利。此外，加拿大人权及自由宪章还特别指出，该宪章的任何条文不能用来干涉原始民族所享有的特权。(43)
1988年秋，马尔罗尼在西北地区的一个土著民族社区内签署了一份历史性协议，给予1.5万名居住在马更些河盆地的甸尼(Dene)和梅蒂族部落以西北地区1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拥有权，包括地下权在内。马尔罗尼说：“这份原则性条约，一旦彻底执行，将会在生长于斯的人民和服务于他们的政府之间建立起一个新的、更密切、更健康的关系。”(44)
这些条约还没有触及到民族自决权等问题，少数民族为获得彻底的民族平等仍在继续努力。这些平等不仅要体现于法律条文中，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实际生活中。
马尔罗尼在强调民族和解的同时，在同各省打交道时也持谨慎态度，使联邦政府的政策能够照顾到各省的利益。1985年2月，联邦与纽芬兰达成一项海洋开发协议，确定石油收入大部归纽芬兰省。3月，联邦政府调整了能源政策，与西部产油省就石油、天然气价格达成协议，使联邦政府与各产油省份长期存在的矛盾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
在1988年11月21日联邦选举中，保守党再次获胜，使该党的既定政策得以继续执行。这些政策还包括国营企业私有化，改革税制，减少政府干预，缓和国内矛盾。1989年1月30日，马尔罗尼总理宣布改组内阁，并成立了由总理任主席的政府开支审查委员会，以控制政府开支，减少财政赤字。8月8日，财政部长迈克尔·威尔逊提出，联邦政府将于1991年1月1日实行新的联邦销售税，遭到10省总理的一致批评。联邦政府不得不作出妥协，将原计划9％的销售税率改为7％。(45)
进入80年代以来，加拿大的党派政治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在地方上，进步保守党与自由党基本上是平分秋色。保守党的主要力量在安大略省和西部各省，自由党则在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及东部沿海诸省保持着影响力。1986年11月，自由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审议了该党政策，约翰·特纳继续担任领袖。1988年11月联邦大选中，自由党再次败北，党内要求更换领袖的呼声日高。1989年5月，特纳宣布将辞去自由党主席职务。自由党全国执委会决定于1990年6月召开代表大会，选举新领袖。除两大党外，其他党派的影响范围要小得多，基本局限于地方。1961年由原“平民合作联盟”与“加拿大劳工大会”合并组成的新民主党，常常以“社会主义”标榜，主张企业公营，反对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控制加拿大。其领袖原为爱德华·布罗德本特，1989年3月，布氏宣布将辞去领袖职务，该党在11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选举奥德雷·麦克劳克林为领袖。与新民主党政见明显对立的社会信用党，继续奉行道格拉斯的货币学说，主张发展个体经济，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80年大选中该党失去在上届议会中的全部6个席位。其领袖为威廉·温德·赞，加拿大工人大会仍然是加拿大的主要工会组织，1988年有会员230万。
进入80年代后，加拿大的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局面。1981年，全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150万，占成人总数的8％。全国有综合性大学67所，中等专科学校192所。著名学府有多伦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拉瓦尔大学和麦吉尔大学等。1986年至1987年度，全国直接用于教育的开支为367.7亿加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3％。(46)
科技研究与发展工作有政府、企业和大学3个系统。加拿大科技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尤其在电话、微波、卫星、光纤通讯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1984年建成3400公里长的光纤网络。遥感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森林、农业、地质和水产等领域。此外，航天、微电子工业和生物技术等也很先进。1986年至1987年度加拿大科技经费预算为42亿加元，约占政府总开支的3.6％。
尽管加拿大文化事业的发展仍难以摆脱美国的巨大影响，但自身规模还是在不断扩大。1982年全国有114家日报，其中英文104家，法文10家。加拿大的主要通讯社有加拿大通讯社、索瑟姆通讯社、加拿大合众国际社等。在众多的报纸中，发行量最大的当属《多伦多星报》、《环球邮报》等。前者创办于1892年，1988年日发行量达到52万份，居各报之首；后者是加拿大唯一一家全国性报纸，1936年由《环球报》和《邮报》合并而成。1988年日发行量为33万份。主要法文报纸有《蒙特利尔日报》，创刊于1964年，1988年日发行量也达到31万份。创刊于1911年的《麦克林斯》新闻周刊，是加拿大最有影响的杂志。
1936年为推动加拿大本土文化发展而成立的国营加拿大广播公司，现在是加拿大主要的全国性电台、电视广播公司。该公司用英文和法文对国内广播，覆盖率为全国人口的99.4％。1945年，加拿大广播公司成立了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正用11种语言向世界各地播音。
八、马尔罗尼政府的对外政策
同经济、贸易领域的开放政策相配合，加拿大在马尔罗尼时代更积极地参与了国际事务。1985年5月发表的对外关系绿皮书指出：加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要为维护和平和控制军备，尤其是控制核武器作出更多的努力。加拿大政府认为，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国际贸易竞争加剧，保护主义倾向盛行的情况下，加拿大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二是加强本国的经济力量。(47)
加拿大为维护当代世界的和平做出了突出贡献。同以往主要充当军事伙伴的角色有所区别的是，新时期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主要是“客观调和者”的角色。(48)即通过联合国参与平息世界各地的军事冲突，维持停战协议约束下的和平。
在联合国停火监察组织成立40多年来，加拿大比任何其他国家派遣更多的官兵参加了维持和平行动。从1949年的克什米尔战争，到近来的印度支那问题，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中，加拿大无不厕身其列。1988年为褒扬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世界各地为和平事业所做的贡献，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个团体，加拿大以其在这支队伍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引以为荣。
1988年加拿大在国际事务中值得自豪的另一件事是得到在安理会中为期两年的理事国席位。自1948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加拿大先后4次被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大约每10年一次。马尔罗尼政府的外交部长克拉克说：“我们对能够在安理会寻求和平与安全的活动中扮演一个特别角色这个机会表示欢迎。与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去解决难题，加拿大在这方面有熟练的经验。”(49)
对于当时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加拿大政府的态度是明朗的。对于柬埔寨问题，加拿大要求越南从柬撤军，恢复柬埔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主张以政治办法解决柬埔寨问题。谴责苏联干涉阿富汗内政，要求苏联从阿富汗完全撤军。在中美洲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倡议，主张有关各方加强接触，欢迎尼加拉瓜和美国直接对话。在美国对尼加拉瓜实行禁运后，加拿大不仅继续同尼加拉瓜保持经贸联系，而且同意把尼加拉瓜原设在美国的贸易办事处迁往加拿大。
除了积极参与维持世界和平外，加拿大还热衷于改善自然环境和人权状况。前者主要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性组织来达到加拿大自己的政策目标，后者往往是追随美国的人权外交。
近年来，因污染造成的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使加拿大也难以洁身自好。防止世界性的环境污染只能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奏效，一些针对世界环境问题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纷纷成立。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保会议，即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加拿大商人莫里斯·史特朗当选为会议主席。随后他又被推举为新发起的联合国环境计划的第一位领导人。在加拿大等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在1984年成立了布伦特兰特委员会，由曾任挪威环境部部长后来成为挪威女首相的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特担任主席。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来自21个国家的22位代表，史特朗是加拿大代表之一。加拿大的另一位代表是担任该委员会总书记的詹姆斯·麦克尼尔。1987年4月，布伦特兰特委员会发布了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号召世界各国寻求和开展对自然环境无害的工商业活动，采取“使自然环境可以继续生存下来开发方式”，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有异于以往对自然环境可能造成巨大危害的方法。(50)
由于深受空气污染造成的酸雨危害，加拿大在1984年3月发起召开了旨在减少酸雨及长期性空气污染的渥太华国际会议，除了加拿大外，还有9个欧洲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个国际行动促成世界各国在1985年签署了以降低硫污染为目标的《赫尔辛基草约》。1987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各国代表签订了蒙特利尔草约，表示要在1999年之前把所有对臭氧层有害的物质的产量降低50％。1989年2月，加拿大环境部部长卢西恩·布沙特说，所有国家都应把对臭氧层有害化学物质的产量降低85％，并表示，加拿大希望在10年内，全面禁止此类化学物质在国内使用。(51)1988年9月29日，马尔罗尼在联合国大会的致词中说：“当今世界正面临一场空前严重的环境危机。大自然亦向我们发出紧急警告：假使我们再不密切注意这个问题，它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这个危机的讯号有目共睹：林木短缺，表土瘠化，广泛的土地沙漠化，鱼类数量剧降，大批海狗在北海死亡和白鲸被冲上圣劳伦斯河畔等等。还有人说，人类的生存已经受到直接威胁。”(52)1989年3月，马尔罗尼总理参加了在海牙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针对自然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各国首脑会议。他号召世界各国为保障全人类的生存权利，共同起来防止大气污染和减轻温室效应。
世界环境问题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课题。许多问题需要各国之间携手合作才能予以解决。对于当代国际关系中这一新的内容，加拿大政府给予相当多的重视，并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着推动作用。
80年代初，加拿大外事机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1981年4月，国外移民计划的管理责任与加拿大雇佣和移民委员会班子一起移交到外交部。这一计划所包括的编置移民、接纳难民、安排来加旅游者及学生和短期工作人员等事项全部成了外交部的管辖范围。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也相应成为外交部的一个机构。1982年1月，联邦政府又对经济与外事部门进行调整，将原来隶属工业、贸易与商业部的有关国际贸易政策和贸易促进等职能划归外交部。这样，加拿大外交部的职权范围大大扩充了，几乎包揽了加拿大的一切对外事务，包括外交政策、贸易、移民和对外援助。
外事机构的调整是与加拿大政府施政重心的转移和加拿大国际地位变化密切相关的。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加拿大由一个不具备外交权利的自治领发展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泱泱大国。到1985年，加拿大在124个国家派驻了外交或领事使团，有101个国家在渥太华派驻了外交机构，另有45个国家设立了非常驻办事机构。加拿大还在许多国际组织中设立了常驻代表团，在诸如南北对话、裁军、环境、人权、海洋法、能源控制和防止核扩散等国际谈判中施加影响。
在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加拿大一方面稳定了它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努力加强同亚太国家之间的联系。
发展与稳定同英联邦各国的关系，仍然是加拿大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到1984年，英联邦成员国达到49个，覆盖了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包括种族、肤色、语言、信仰各不相同的10亿人口。其中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成为英联邦的新成员。加拿大在英联邦中的政策目标是：加强团结，为国际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加强作为实用性合作圈子的自身发展。(53)
在英联邦内，英国已不再是一个发号施令者了。1989年10月，49个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在吉隆坡会晤，商讨世界政治、经济问题，重点是环境问题和南非问题。与会各国不顾英国的反对，发表了关于南非问题的“吉隆坡声明”，谴责了南非的种族隔离主义，通过了在财经、军备等方面制裁南非的一系列决议。
同美国的关系是加拿大对外关系的重心。美、加两国依然是军事盟国，对北约承担着义务。1986年3月，马尔罗尼总理访问了美国，两国签署了共同治理酸雨污染的协议，续签了《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协定》，1987年2月，加美巡航导弹试验又自动延期了5年。在经济贸易领域，两国彼此是最好的顾客。1985年，加拿大出口商品的78％销往美国，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4％，同时也进口了占美国出口总额22％的商品。(54)加美互惠贸易协定签订以后，两国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约翰·布什当选总统后，首先出访了加拿大，与马尔罗尼总理商讨了诸如酸雨及加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履行等问题。1989年以来，两国在政治上的见解更趋一致，并加强了协商合作。马尔罗尼总理与布什总统除保持着里根时期建立的两国领导人年度磋商外，还进行了一些非定期会晤。
为了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及促进对外贸易与合作，加拿大还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国便是其中之一。中国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及“七五计划”(1986—1990年)的制订，为中加之间继续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提供了新的机会。以经济合作为主要目的的政治接触也更加频繁。继赵紫阳总理1984年访加之后，李先念主席又于1985年7月对加拿大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1986年5月，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访问了中国。1989年5月，中国万里委员长访问了加拿大。
1989年3月，加拿大驻华使馆华南商务办事处与中国广东省政府联合举办了“89·加拿大节”，加拿大驻华大使厄尔·德雷克出席了开幕式。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阿尔伯达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驻港代表也参加了庆祝典礼。1989年5月，在中国举办了以“共享未来”为主题的加中友好月。内容包括教育、文化、体育、经济开发和贸易促进等领域的20多项活动。马尔罗尼总理为此专门发表了电视致词。
加中友好月所举办的各项活动，反映了中加关系已经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获得发展。在两国建交20周年之际，双方可以充满信心地总结过去的友谊与合作，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以期真正实现友好月的口号：共享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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